01
鮮花、運河和碼頭
鹿特丹不是一個典型的荷蘭城市。
典型的荷蘭城市，中心城區沒有高層建筑，但有很多有幾百年歷史的低層住宅，最高的只有四五層。
最高的建筑是大教堂的鐘樓，在幾棟房子中很突出。爬上鐘樓，放眼望去，一覽無余，令人雙腿發軟，深深懼怕地心引力。
大教堂通常靠近市政廳，前面有一個廣場。農民和商販定期在廣場擺攤，就像過去我們四川鄉鎮的“集市”一樣。市民們會來“趕場”，買一袋袋的蔬菜、水果、鮮花。
典型的荷蘭城市阿姆斯特丹。/unsplash
一座典型的荷蘭城市，中心城區被一條運河穿過，古民居在河的兩岸一字排開，讓人讀出和諧卻獨特的山墻立面。在那些游客較少的城市，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里，運河是安靜清閑的，只有白骨頂雞、野鴨、天鵝、鳳頭鸊鷉等水鳥在河里休憩、追趕、覓食。兩岸若是有草地，會吸引大量的灰雁和埃及鵝，靠海的城市還會招來不同種類的海鷗。
一旦夏天到來，氣溫上升到20多度，人類將再次主宰運河。不時會有幾艘皮劃艇平穩快速地劃過水面，也有人開著自己的機動船緩緩駛過。船上三五個親朋好友聚在一起，喝著啤酒，曬著太陽聊天。
不是沒有傳統的房屋和大教堂，而是二戰時德軍的轟炸摧毀了市中心的大部分建筑。如果你想看那些漂亮的老房子，你必須去像德爾維斯港這樣的外圍城市。大教堂在轟炸中幸免于難，但如今被包圍在一圈現代建筑之中。教堂的鐘樓屹立不倒，只是不遠處就有高層公寓樓和玻璃幕墻寫字樓爭搶人們的注意力。
德爾夫斯海文還保留了一些典型的荷蘭運河街景。/圖片由作者提供
不是說沒有運河水鳥皮劃艇，而是中心城區的水道被林立的高樓襯托著，成了一條不起眼的溝渠，少了些精致宜人。真正吸引人眼球的是新馬斯河，它貫穿城市的南部，堪稱一條大河。運載貨物的駁船往來于鹿特丹港和上游城市之間，而巨大的豪華游輪會停靠在南岸的碼頭，遠遠望去高達十幾層樓。
這個城市看起來太現代了。2016年，為了這樣一座城市，我再也沒有回過歐洲。歐洲城市的印象，好像是2014年在巴黎看到的。
02
“舊巴黎”
因為一個校際交流項目，我得以在北京學習期間在巴黎生活了五個月。
在此之前，我從未出過國，對歐洲城市的特征沒有直觀的了解，對巴黎也沒有什么想象和憧憬。我之前讀過 《巴黎燒了嗎》 ，只是出于對非小說寫作的興趣。這本書講述了巴黎如何在二戰末期避免了被轟炸的命運，按照作者的口吻，這是全人類的幸事。我能理解保護歷史文物和建筑的重要性，但我無法體會人們對巴黎的熱愛。
《巴黎燒了嗎》
作者拉勒科林斯和法多米尼克拉皮埃爾，董樂山譯。
譯林出版社，2020年9月
正是因為一張白紙，我才真正感受到巴黎的視覺震撼。
印象最深的是鐵塔。塔很高，往往隔幾個街區就能看到塔尖高聳在一排排公寓樓之上，氣勢恢宏。我租的公寓離鐵塔很近，騎車只要三五分鐘。
剛租公寓的時候，家里什么都沒有，需要買很多家具。只有一張床和一個床墊。我和我的法國室友馬丁把床墊放在地上，他們并排躺著，抱著衣服睡覺。有一天，他在網上買了一張二手床，晚上我們出去拿。
埃菲爾鐵塔是許多巴黎人印象最深刻的景點。/unsplash
夜晚的街道幾乎空無一人，空氣潮濕涼爽。我們向北走到一個十字路口，塔頂突然一閃，頂端的兩道探照燈發出光束，掃過我們頭頂的夜空。馬丁發現他走反了方向，問了餐廳服務員和路邊小店的老板后，我們找了個地方租了輛自行車，刷了張信用卡，請了兩輛車，往南騎。
巴黎的城市景觀取決于其精心的城市規劃。 《城記》 作家王軍采訪貝聿銘，在談到對城市建設的建議時，貝聿銘說：
“中心區的建筑高度要低，越往外，從二環路到三環路，可以越來越高。應該把高樓建在古城的外面，像巴黎那樣，形成新的、有序的面貌。”
《城記》是我大一時候看的一本書。當時我無法理解貝聿銘所說的巴黎的井然有序的樣子。
。當我真的在巴黎登高一望，看到整齊劃一的老城區像畫軸一樣在眼前平坦地鋪開，才明白令人過目不忘的城市景觀并不需要高樓大廈的加持。道路兩旁的建筑在高度和形式上都十分統一，紀念性建筑諸如凱旋門、榮軍院、圣母院、鐵塔等點綴其間，為天際線增加趣味又不顯雜亂。
事實上，相對完好地保留了歷史風貌的，并不只有巴黎。
03
“這座城市沒有照片里那么難看”
鹿特丹并不符合我對歐洲歷史文化古城的想象。
申請鹿特丹的博士項目時，我特意在網上搜了一下鹿特丹的照片。
搜索引擎似乎刻意跟我作對，不僅呈現了許多高樓大廈，還展示了一個現代化港口堆滿集裝箱的景象——這里有歐洲第一大港口。以至于當我抵達鹿特丹的時候，我竟然發出這樣的感慨：這座城市沒有照片里那么難看嘛。
荷蘭城市鹿特丹。/unsplash
二戰中面臨德國軍隊的入侵時，鹿特丹并沒有巴黎那么幸運。作為荷蘭最大工業區所在地，這座荷蘭西南方的城市不可避免地成為德軍的重大戰略目標。發生在1940年5月14日的轟炸，不僅摧毀了這座城市的古老容貌，更是成為后人理解、述說這座城市前世今生時繞不開的歷史節點。
走在人行道上，有時你會看見地上嵌著一盞圓形的小燈，這樣的小燈在夜里發出紅色的光。
湊近看一看燈上的圖案，是一團熊熊烈焰。烈焰中有一個人絕望地向蒼天伸出雙手，旁邊是燃燒的房屋，上方有一架轟炸機。將城里所有的紅色小燈串成一條線，便勾勒出了鹿特丹被轟炸的范圍。燈上的人物形象來源于一座名叫“被摧毀的城市”的雕塑。這座雕塑立在海事博物館旁邊的小廣場上，夜里會有一束定點光，從廣場東側的大樓頂端投射下來，將它照亮。
荷蘭電影《黑皮書》劇照。電影講述了一個荷蘭的猶太姑娘雷切爾為尋找叛徒而隱藏身份，重啟人生的故事。
然而，鹿特丹并不是一座悲情的城市。讓本地人津津樂道的是，這座城市剛被炸毀沒多久，人們就開始商討重建，并意識到這是一個優化城市規劃的契機。重建的指導性原則就是要重新設計中心區域，而不是沿用原來的街道網絡，恢復被毀的重要建筑。
于是，本來還能整修一下的144棟房子也被拆除了，保存下來的僅有圣勞倫斯大教堂、市政廳、郵政局，以及拿破侖曾經下榻過的斯希蘭府（Schielandhuis）。
鹿特丹中央車站。/作者供圖
戰后，鹿特丹一直沒有停下建設的步伐，在此期間與歐洲傳統老城的形象漸行漸遠，成為了先鋒建筑的試驗田。
過去十幾年中，城里還涌現了幾個地標式的新建筑：造型出挑、簡潔現代的中央火車站，形似幾個巨大盒子錯位疊在一起的鹿特丹大廈，以及被拱形公寓樓裹卷起來的市場大廳。不得不提的是，鹿特丹大廈由雷姆·庫哈斯坐鎮的大都會建筑事務所（OMA）設計。庫哈斯是鹿特丹人，而OMA為國人所熟知的一個設計作品則是央視新大樓。
不斷變化、講求實干的鹿特丹，被本地詩人朱爾斯·迪爾德在一首名為《鹿城魔力》的詩中這樣形容：
鹿特丹無法被定格 / 形象總是在變革
鹿特丹沒有過去 / 也沒有階形墻體
鹿特丹談不上浪漫 / 沒有時間瞎扯淡
不喜歡聽從建議 / 從不聽別人逼逼
這城市對鏡頭無感 / 拍照不會變好看
方正高聳有棱角 / 逆光中似要傾倒
鹿特丹并不是幻覺 / 等待被鏡頭洗劫
無法擺拍這城市 / 鹿特丹太過誠實
我是在離中央火車站不遠處一個花園的深綠色木板圍墻上看到這首詩的。
那時我剛到鹿特丹不久，還沒找到住所，逗留在一家青年旅舍。有一回，我加入了旅舍組織的城市徒步游覽活動，向導是一個年輕高大的波蘭小伙，正是他向我們展示并講解了印在墻上的這首詩。聽完講解之后，我感覺自己終于被這座城市所打動。
04
世界青年的本地日常
這里的大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學生，而不斷增長的學生數量使得租房變成了一件難事，在新學期伊始的9月更是一房難求。抵達鹿特丹一個月之后，我才離開青年旅舍，搬進自己租到的房間。安定下來之后，便要在這個全新的環境中重建生活的常規慣例。
接下來的四年里，我最重要的一個習慣，就是每周六早晨去趕集。
鹿特丹中心城區的集市位于圣勞倫斯大教堂東側的廣場上，時間是周二、周六。集市上售賣的物品以農產品為主，此外也會有一些廉價的衣物、布匹和日常用品。趕集的人要是餓了，也能輕易買到熱乎乎的小吃，最受歡迎的當屬薯條和炸魚，而荷蘭人吃薯條的標配醬料是蛋黃醬。
由于我的生活全靠有限的獎學金維持，因而在柴米油鹽上不得不精打細算。集市上的蔬菜瓜果和肉類不僅比超市里的便宜、新鮮，而且種類更加豐富。最幸福的時刻莫過于夏天，集市上的車厘子價格能低到超市的一半。手里提上兩公斤車厘子，感覺自己就是人生贏家。
然而，集市能夠吸引我，并不完全是因為其價格優勢。
比起超市，集市更能讓人感覺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聯系。對于長期生活在這里的人來說，集市就是充滿人情味的一個熟人社會。在這里，我看到過土耳其或摩洛哥裔的攤主跟華裔老太太們用粵語討價還價，也看到過人們悼念一位英年早逝的小販，他的遺像放在攤前，旁邊擺滿鮮花。
鹿特丹集市上的花店。/unsplash
四年的時間足以讓我熟悉這些商販的面孔，而印象最深刻的一張面孔，屬于一個十幾歲的清秀男孩。攤主是他的祖父，他跟著家人們一起在這里幫忙。每當他將稱好的蔬菜遞給客人，收下現金后，他都會彬彬有禮地道一句“日安”。
集市上這種人與人的聯系談不上深刻，但對于孤獨的人而言，也是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在國內念大學的七年時間里，我不曾感受到孤獨，有時甚至跑到別人找不到的角度里，安靜地讀上一整天的書。
但在這里，我的生活變了。身邊不再有當年那些隨時可以在夜里一起出去吃宵夜的同學，而結識到的同齡人，大部分也都有了伴侶、家庭。就這樣，曾經視為享受的獨處，如今竟然也能變成一種折磨。
于是，盡管學校沒有要求，每個工作日我都會去辦公室里呆著。周末要是在家里呆得太久，感到窒息，就會自己去熱鬧的地方走走，感受人的存在，然后滿血歸來。
生命的氣息是孤獨的良藥，動物和植物也能給人一絲安慰。2018年初春的某一天，我在集市買郁金香時，突然想起，2013年看過的瑞典電視劇《戴上手套擦淚》里有這樣一個鏡頭，中年獨居的男主角本杰明，將買來的一束紅色郁金香，放進自家的透明花瓶里。本杰明的愛人在年輕的時候就因病去世了，此后本杰明長時間獨自生活。手握鮮花的我終于明白，這個看似無關緊要的鏡頭是在告訴觀眾，本杰明在努力地對抗自己的孤獨。
瑞典電視劇《戴上手套擦淚》劇照。
有時，強烈的負面情緒會在我毫無防備的時候襲來，剎那間能感覺到自己的心臟像是一個鉛球，突然開始自由落體運動。有時，從起床到入睡，我會一直無精打采，感覺對什么事都提不起興趣。
我意識到自己需要拉自己一把。某次趕集的時候，我在花農那里看到了一束一束的向日葵。鮮黃的花瓣似躍動的火焰，將我密不透風的抑郁燒開了一道口子。
我不禁想象，梵高當年是否就是這樣，被向日葵的生命力所打動？向日葵捧入懷里，我再次堅定了好好生活的決心。
05
既本土又國際的文化場景
鹿特丹的文化生活場景中，既能看到本土緊密的社群肌理，又能看到這座城市國際化的面貌。
我對本土社群的最初印象，來自于講述城市歷史和普通人生活的鹿特丹博物館（MuseumRotterdam）。當時，館里展出了一些五顏六色的毛衣。織這些毛衣的，是一個名叫露絲·芬斯特拉（Loes Veenstra）的老太太。生前居住在鹿特丹南部的她，從1955年開始就不斷地織毛衣，一生之中織了五百多件。織好的毛衣都被她存放在自己家中，沒人穿過。
2012年，她收獲了一個驚喜。人們請她坐在街中央一張華麗的座椅上，樂手開始演唱，先是兩個年輕人在她面前跳起舞蹈，接著越來越多的人出現，載歌載舞。參加快閃的這五百人，每個身上都穿著她織的毛衣。
為Loes Veenstra準備的“毛衣快閃”/ dezeen
一直生活在鹿特丹，編織的愛好持續了一生，自己的生命故事最后又變成鹿特丹文化場景的一部分……這種“延續性”，以及與本土社群的緊密聯系，可能是我這一代為了求學和工作而背井離鄉的中國人不太能體會的，但對于荷蘭人來說，這可能是常態。
許多荷蘭人終其一生都不曾真的遠離家鄉，就算搬到別的地方，可能也不過兩三個小時的車程。而他們在年輕時融入的那個社會人際網絡，在之后的人生歷程中也不太會發生劇烈的改變，親人相隔不遠，朋友也還是朋友。
也許荷蘭人之間的聯系真的過于緊密。一個法國朋友就抱怨說，同為交換生的荷蘭人只愛跟荷蘭人玩。
雖然荷蘭人普遍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但對外國人而言，想要融入荷蘭的本地場景，還是需要費點周折。
要是不會荷蘭語，連看電影這么大眾化的活動都可能是一場考驗。作為一個不會荷蘭語的“外國人”，在主流電影院只能選擇英語電影，要是片里人物的口音過重，或是臺詞里充滿了陌生的詞匯與表達方式，聽不懂他們在說什么，也只能瞪著畫面下端的荷蘭語字幕干著急。
剛到鹿特丹時，碰巧趕上展映活動，電影里有大量的對話發生在兩個主人公與他們的父母之間，這些對話以兩種不同的方言進行，我不僅一句都沒聽懂，甚至都猜不出是哪兩個地區的方言。于是，現場的荷蘭人都知道他們說了什么，我一個中國人卻被難倒了。
但鹿特丹畢竟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這里的六十多萬居民中，有將近一半的人，要么自己不是生自荷蘭，要么其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不是生自荷蘭。
城里有許多面向外籍人士的服務，影院也不例外。有一家名叫“電影院”（KINO，德語詞）的電影院，會定期播放帶英文字幕的影片，以滿足外籍人士的需求。這些影片多數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文藝片，不僅令人開了眼界，想必還慰藉了不少人的思鄉之情。2020年，我原本有機會在這里觀看《南方車站的聚會》，只是后來因為新冠疫情，影院不得不取消了放映計劃。
Kino電影院。/europa-cinemas
對于電影愛好者而言，鹿特丹有一樣不容錯過的盛事，那就是一年一度的鹿特丹國際電影節。沒有紅地毯儀式，只有單刀直入的放映活動，印證了鹿特丹不喜浮夸，一心埋頭做事的個性。哪怕聲勢不如戛納、柏林、威尼斯那般浩大，影迷也足以大飽眼福。
06
改變
肆虐的疫情在荷蘭未能得到有效的控制，持續侵蝕著人們生活中所珍視的美好事物。
我的社交生活很大一部分仰賴于我在學校結識的同事。我所在的媒體與傳播系，近年來發展迅速。系里越來越多的博士候選人、博士后和年輕講師，構成了一個充滿活力的小團體。工作日的午飯時間成為社交的黃金時段，來自不同國家的年輕人帶著食物聚集在公共區域，分享各自的成長經歷、文化風俗、飲食習慣、生活軼事，其間充滿了歡聲笑語。
在這一年里，過去曾困擾我的孤獨問題，變本加厲地卷土重來。加上快博士畢業了，前途未卜，我倍感壓力。
好在身邊有一個中國朋友，由于單身獨居，也很需要與人往來。于是，我們經常相約晚飯后散步，通常一走就是兩個小時。我們從夏天散步到冬天，親眼見證晝夜長短的顯著變化，其間還有新朋友加入，壯大了散步的隊伍。于是，當許多人調侃自己這一年堆積起來的“新冠脂肪”時，我驚喜地發現自己瘦了三四公斤。
托馬斯河。/作者供圖
我最喜歡在新馬斯河的岸邊散步。在我寫的一篇關于失戀的短篇小說里，兩個遭遇感情挫折的中國人，也在這江邊行走：
“我說了一些態度積極樂觀的話，勸他不要太悲觀，他也只是淡淡地笑了笑，沒說什么。見這場談話意猶未盡，買單之后，我提議我們倆去江邊走走。于是我們離開了餐館，順著街道往南走了一段，向右拐進了集市廣場，又接著往南走，途經市場大廳、立方體房子、老港，最后再穿過大馬路，到達新馬斯河邊上，威廉姆斯橋的北端。我們沿著江邊往西走，一邊散步，一邊欣賞江心島上那排低矮的房子，環島的路燈投射在江面、隨波搖曳的橘黃色燈光，還有遠處潔白晶瑩傲然自立的、形似一把鳳首箜篌的伊拉斯謨橋。
我們一路上話雖不多，氣氛卻也融洽自在。一直走到了高高聳立的二戰紀念碑，我們才停下來，望著江面出神。我告訴他：“你知道嗎？新馬斯河就是萊茵河的下游。我前任的老家就在萊茵河畔，我以前老是念叨：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07
“你一定要來中國看我啊”
我在鹿特丹見到的最后的風景，就是在這新馬斯河邊。
拿到博士學位之后，疫情下歐洲大學的不景氣和越來越難以忍受的孤獨，都促使我作出回國的決定。最后的兩周之中，幾乎每天都與不同的朋友見面、告別。心里覺得溫暖又難過：原來我還有這么多朋友。
飛離荷蘭的前一天，我原本是要在辦公室里度過，并與三個同事約好，下班時間在公共區域喝酒聊天。但防疫政策收緊，讓大家都去不了辦公室。德國同事伊娜發來消息說，還是希望能夠鄭重地道別。于是我們在市場大廳門口碰頭，一路走到了新馬斯河邊。
我們在二戰紀念碑前找了張長椅坐下。
長椅朝著新馬斯河奔流入海的方向，伊拉斯謨橋就斜跨在我們眼前，更遠處屹立著體量巨大的鹿特丹大廈。伊娜從隨身的袋子里掏出一小瓶意大利氣泡酒、一盒鮮切水果和一盒胡蘿卜蛋糕。一個路過的女子見我們想要自拍合影，便主動提議幫忙拍照。伊娜沒有帶開瓶器，她本來想發揮特殊技能，用打火機把瓶蓋給撬開，卻失敗了。最后，她把瓶口抵在附近花壇的壇沿上，才把它弄開。
伊娜原本是我們系里的研究生，畢業后留下來做了研究助理。她很早就在四處申請博士項目，由于這一年機會有限，她不得不在系里多留一段時間。最近，她終于申請到了安特衛普大學一份待遇優渥的博士生職位。從鹿特丹到安特衛普坐火車只要一個多小時，伊娜需要考慮是要搬去陌生的安特衛普，還是繼續住在朋友較多的鹿特丹。
這一年中，在辦公樓尚且允許少數人進入的日子里，我和伊娜時不時地在系里碰頭，一起吃午飯。我們還曾一起冒險去看了場電影。
然而，直到眼下，她才告訴我，疫情間的社交距離讓她感到孤立無援，產生了抑郁的情緒。她找到了一個遠在巴西的心理咨詢師，定期在網上做咨詢。巴西咨詢師收取的費用對拿荷蘭工資的她來說非常劃算，何況目前荷蘭的咨詢師，也只能提供網上咨詢。
我開玩笑說，她應該早點告訴我，這樣我也可以省下一大筆錢。兩周多以前，我找到一個住在鹿特丹的英國咨詢師，她以視頻會議的方式開始為我做催眠治療。這大半年來，孤獨和焦慮激發了我的強迫傾向，對物品和自己的身體吹毛求疵。
當鹿特丹大廈的玻璃幕墻開始映射落日的余暉，我倆也已經凍得手腳冰涼，便開始沿原路返回。
鹿特丹大廈/Unsplash
路上，伊娜說，她一個要好的法國朋友也要離開鹿特丹了。我說，沒關系，以后可以去法國看她。
這就是我們無法避免的命運。我們在鹿特丹遇見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與他們成為朋友，日后的某個時刻，又不得不與他們分離。
走到最后的十字路口，我們無視社交距離，擁抱了一下。
“你一定要來中國看我啊。”
“好啊，”這個素食主義者說，“為了中國食物，我會破例吃點肉。”
我們揮了揮手，就此分道揚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