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脫脫等著《遼史補注》，陳述補編，中華書局2018年1月出版，3774頁，580.00元。
陳述(1911-1992)老師的《遼史補注》(以下簡稱《補注》)近日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令遼金史家興奮不已。關于這本書的起源，我們得從八十多年前說起。
1929年至1935年，在北京師范大學學習期間，陳述老師得益于陳垣等老師的教導，深受甘家璞先生的影響。她寫了《陳范異同》，補了《南齊書藝文志》，編了《蔣士銓年譜》。尤其是仿錢大昕《元史氏族表》碼《金史氏族表初稿》得到了陳遠、陳寅恪等老師的贊賞，一舉成名。傅斯年老師也允許他畢業后在詩雨學院工作。1935年4月，講演老師因復習《金史氏族表初稿》考入歷史語言學院，同年9月正式錄用。
演示老師進歷史語言學院不久，他的朋友姚從吾偶然看到演示老師編的《遼史拾遺》 《遼史拾遺補》的合并版，然后說“我哥就寫個《新遼史》”。正是受此啟發，語句老師有了整理《遼史》的想法。但是語句老師并不想效仿柯少文的《新元史》，再做一個《新遼史》。他認為“《新元史》的效果”并不理想和完美，也沒有吸收歐陽修編纂新史和“不棄舊史”的經驗。但是，如果新的歷史不能代替舊的歷史，“編新的歷史會給讀者帶來麻煩”。史官“應為讀者提供新材料、新知識，盡可能節省讀者的時間，這是最理想的方式”。相比之下，喜歡集同異的補充注釋體裁，自然是一種理想的形式，“遠非復改編可比”。同年10月，陳述老師寫了《遼史補注序例》，確定了補充說明《遼史》的工作原則、步驟和主要內容(見《陳述自述》，高增德、丁咚主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劉鳳岐《世紀學人自述（第四卷）》，《陳述老師的生平、師承及學術貢獻》，改革出版社，1992；報表《中國民族史研究（四）》，《補注自序》)。
《補注后記》本明代印本，中華書局圖書館收藏。
演示老師大概沒想到吧。二十多歲時，他發愿補記《遼史》，從此走上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補史之路。《遼史》把一生的心血都獻給了演示老師。他一直在家，不斷地進行探訪，下定決心，直到1992年1月5日因病去世。可以說是生生不息，志在必得。老師大概也不會想到，《補注》早在40年代初就策劃出版了，但因為種種原因延期，直到他去世二十多年后才出版。對于演示老師來說，《補注》未能及時發表是一件好事。這樣《補注》就可以不斷的補充和完善，完全符合老師卓越學術理念的說法。正是因為這個想法，演示老師在去世前只交了十篇初稿，而剩下的三十篇手稿一直留在他身邊，不斷補充。陳先生去世后，他的女婿周思永承擔了修改全文和“補全該書引文出處卷”(陳中《補注》，宋德金、穆連木、石金波主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的重任。
小時候的聲明
老師的說法《陳述老師遺稿舉要》旨在保存史料，匯聚異同，主張“寧失繁而不漏”(說法《遼金西夏史研究——紀念陳述老師逝世三周年論文集》)。就兩卷33，360，010-30，000的補充注釋，說明老師引用了90多種文獻，由此可見一斑。據周思永先生統計，《補注》引用文獻900余種(周思永《補注序例》，京愛《太祖紀》，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年)，成為遼代史料的來源。陳寅恪老師稱之為“一個coll
老師表示，在《遼史補注》中，他已經解釋了他的一般工作順序。先有李、楊等校編，后有注釋《遼史補注征引文獻》.二是李、楊學派留下的后魏以來的史書、文集、筆記，以及新近出土的資料和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一一補充。”即以此為綱，簡單說一下《陳述學術評傳》引用數據的概況。
《補注序》稿件
一、傳世文獻之增補
如前所述，主講老師首先“注釋”了李E 《補注序例》、楊福記《遼史》、錢大昕《補注》、《遼史補注》等前輩的成果。對于不同史書中重復出現的史料，呈現老師并不一一引用，而是以某一本書為主，并在文末注明某一本書相同(略有相同)或校勘不同的文字。這樣既方便讀者了解相關史籍的大致情況，又大大節省了篇幅，不會太多余。如1《遼史拾遺》卷注12引用《遼史拾遺補》(以下簡稱《廿二史考異》)，文末引用注《十駕齋養新錄》(以下簡稱《遼史索隱》)。后引同卷《遼史》正文，附注《圣宗紀二》略同，指《續資治通鑒長編》引《長編》“仇人”為“魯”，應為原文無清譯本(413頁)；注16:引用《太平治跡統類》的文字，文字中有幾個不同的版本，說“《統類》誤為趙燕琴”“寫的是《宋會要輯稿》”。
蕭啜里”云云（414-415頁）。陳述先生在傳世文獻的搜羅范圍上，遠遠超過此前的著作，尤其是厲、楊二氏之書，正可謂后出轉精，青出于藍而勝于藍。《補注》不僅增補了慕容彥逢《摛文堂集》、胡宿《文恭集》、耶律鑄《雙溪醉飲集》、歐陽玄《圭齋集》、劉因《靜修先生文集》、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輯本《宋會要》等宋元時期的文集、筆記、政書，還特別關注歷代方志材料，征引各類志書近百種，增補有輯本《元一統志》、大典本《順天府志》、萬歷《馬邑縣志》、乾隆《口北三廳志》、同治《西寧新志》、光緒《通州志》、民國《霸縣志》、民國《香河縣志》、民國《昌黎縣志》等諸多志書。《補注》對釋氏典籍亦予以特別關注，如義天《新編諸宗教藏總錄》、贊寧《宋高僧傳》、思孝《大藏教諸佛菩薩名號集序》、希麟《續一切經音義》、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釋慶吉祥等《至元法寶勘同錄》、日本高楠順次郎等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等等，皆成為陳述先生補史之資料。
不僅如此，陳述先生還將史料范圍擴展至傳奇小說、戲曲雜劇等俗文學。例如卷一〇四《王鼎傳》引元稹《鶯鶯傳》、陳鴻《長恨歌傳》論述《焚椒錄》承襲唐寫實小說之風（3506頁）；卷一《太祖紀上》引李直夫《虎頭牌》雜劇“竹里真”一詞證“女真”在元時之讀音（8頁）；卷四九《禮志一》引王實甫《麗春堂》、無名氏《射柳捶丸》、無名氏《慶賞端陽》等雜劇中出現的射柳情節（2286頁），輔證契丹射柳之習俗；卷五一《禮志四》“宋使見皇帝儀式”中有“曲破”一詞，陳述先生指出“曲破為舞曲最詳備者”，除去增補史浩《鄮峰真隱漫錄》、張炎《詞源》、吳自牧《夢梁錄》等清人未引之書，更引宋代南戲《張協狀元》第二出的“斷送”實例以資參考（2320頁）。
不唯本土之史籍，陳述先生對域外史籍也極為關注。《補注》不僅新增《百練抄》《中右記》《后二條通記》《十三代要略》《遼代皈日記》《三國遺事》（1069、2457、3663頁）等東亞漢文文獻，還增補了阿拉伯文、波斯文等中西亞史籍。例如卷一六《圣宗紀七》引用阿拉伯文獻中遼圣宗致吉慈尼素丹馬合木書（607頁）；卷三〇《天祚皇帝紀四》引依本阿梯兒《全史》以及拉施特《史集》、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敘述西遼契丹人之狀態（1347、1348、1353等頁）。
陳述先生做的學術卡片
二、考古新資料之增補
陳述先生補注《遼史》，不僅關注傳世文獻，亦關注地下新出資料，尤其是碑志石刻等文字材料。陳述先生隨史語所遷往南京之后，曾為補注《遼史》專門至北平查閱碑刻資料，后逐漸積累成《遼文匯》一書（中國科學院出版，1953年），日后復又增補成《全遼文》（中華書局，1982年）。在《全遼文》正式刊行后，陳述先生仍時刻關注新出石刻資料，隨時增入《補注》，例如1982年發表的鄧中舉墓志、1986年發表的梁援墓志，1987年發表的鮮演大師墓碑、樂亭陶碑，1988年發表的蕭僅墓志，1989年發表的張建立墓志等等。
這些新增石刻中，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在陳述先生的故鄉樂亭縣發現的遼代陶碑，碑額正面刻“平州馬縣南千金千人邑同建無垢凈光佛舍利塔”，背面刻“大契丹國昭孝皇帝重熙十三年三月廿六日記”。此碑直至1987年才公布于《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第二期，陳述先生遂將此條補入卷四〇《地理志四》平州馬城縣條之下（1763頁），而《遼代石刻文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及其續編（遼寧人民出版社，2010年）均未收錄此碑。
《補注》中有明確時間標記的最后一條資料是1991年發表在《考古》第四期的耶律習涅墓志，陳述先生據之補注卷六六《皇族表》（2683頁）、卷七六習涅六世祖《耶律魯不姑傳》（3084頁）、卷七九習涅五世祖《耶律賢適傳》（3108頁），并在卷一〇〇增《耶律習涅傳》（3437頁）。由此可知，陳述先生在去世之前仍在不斷增補《遼史》。較為蹊蹺的是，《補注》中有三處引用了向南先生的《遼代石刻文編》（1383頁、1560頁、3005頁），然而《遼代石刻文編》出版于1995年，前言作于1993年11月20日，且致謝部分中并未提及陳述先生。另據劉鳳翥先生告知，陳述先生與向南先生并無交往，不太可能事先見到書稿。故此三處很可能是在陳述先生逝世之后，由整理者所加。
1991年在山西參加遼金契丹女真史國際學術討論會
《補注》不唯重視碑刻墓志等文字資料，對一切考古資料，亦皆予以關注。遼代城址、墓葬壁畫以及出土的各種器物，均成陳述先生補史的“新”資料。有賴于此，《補注》仿若注入了鮮活的生命，品讀之余，契丹王朝君臣的生活場景亦隨之映入眼簾。
陳述先生在補注《地理志》時，極為重視城址的探查工作，相繼補入內蒙古文化局祖州城調查（1513頁）、吉林省博物館他虎城調查（1527頁）、姜念思與馮永謙永州調查（1531頁）、金殿士祺州訪察（1618頁）等諸多相關資料。陳述先生對壁畫等圖像資料，亦極為敏感。例如卷五四《樂志散樂》下，引內蒙古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遼墓壁畫所繪《散樂圖》、河北宣化遼張世卿墓所繪《散樂圖》，詳細說明遼代散樂形式（2386頁）；卷五五《儀衛志一國輿》之“總纛車”條，引庫倫一號、二號遼墓壁畫及法庫葉茂臺蕭義墓壁所繪車輛，以證其形制（2399-2340頁）；卷六二補《藝文志》“藝術類”，除去引《故宮名畫三百種》之遼人蕭瀜《花鳥圖》（一說系明人仿作）、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東丹王《射騎圖》《射鹿圖》（2570頁）之外，亦引1974年在法庫遼墓出土之《山水樓閣圖》《竹鳥雙兔圖》及同年在應縣木塔發現之《采藥圖》（2517頁）。對各類出土器物，陳述先生亦能善加利用，例如卷四《太宗紀下》，陳述先生在談及契丹人處理太宗尸體的方式時，以遼寧法庫葉茂臺出土銅絲網罩以及內蒙古豪塹營出土女尸周身銅絲網絡為例（246頁）；卷一〇八《方技傳》補醫者鄧延貞傳，述及興宗朝皇太后牙齒有疾之事，注稱“遼自上京至西京，墓葬中屢有牙刷出土，以是知當時口腔保健之先進也”（3565頁）；卷一二《圣宗紀三》皇太后幸韓德讓帳，“命從臣分朋雙陸”，除列舉晏殊《類要》、洪遵《雙陸序》、謝肇淛《五雜俎》等文獻及日本所行之雙陸外，專門引用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庫倫旗三號遼墓出土的雙陸博具為據（432頁）。
遼代墓葬壁畫
三、學界最新成果之增補
陳述先生補注《遼史》不僅重視傳統文獻及考古資料，對學界最新成果、前言動態亦時刻予以關注。王國維、岑仲勉、傅樂煥等國內學者的論著自不待言。難能可貴的是，陳述先生緊緊跟蹤國外漢學動態，盡可能為《補注》搜羅海外資料。《補注》涉及的歐美論著主要有：法國人牟里（漢名閔宣化，J.Mullie）《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伯希和（P. Pelliot）《中亞史地從考》、沙畹（E.Chavannes）《魏略西戎傳箋注》；德國人曉特（W.Schott）《契丹與哈喇契丹》；俄國人布萊資須納德（E.V.Bretschneider）《中世紀研究》與《西遼史》、巴托爾德（W.Barthold）《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巴托爾德文集》；美國人魏特夫（漢名魏復古，K.A. Wittfogel）與馮家昇合著之《中國社會史——遼》。至于日本學者的論著，《補注》更是頻繁引用。如田村實造與小林行雄的《慶陵》、神尾弌春《遼代佛教文化史考》、稻葉巖吉《契丹橫賜橫宣釋》、島田正郎《遼朝于越考》、津田左右吉《遼代制度之二重體系》、冢本善隆《日本遺存的遼文學及其影響》等等。
《補注》并不局限于史學、文獻、考古方面的論著，對民族調查資料也予以了極大的關注。例如在討論契丹早期的三汗傳說時，有一汗“戴野豬頭，披豬皮”，陳述先生認為此乃射獵遺俗，“今達呼爾、鄂倫春獵人射鹿時，仍有戴鹿頭、披鹿皮以求接近易獲者；或是酋首以此示其威嚴；或者是薩滿神服”（1407頁）。在討論契丹人沃水乞雨、擊髀石為戲等風俗時，引欽同普《達斡爾民族志稿》、阿勒坦噶塔《達斡爾蒙古考》及何維忠《達古爾蒙古嫩流志》加以注解（306、2286、2785頁）。
《補注》對民族語言文字亦有所關注。在討論“女真”一詞的語音語源事，引用明朝官方編寫的《女真譯語》（8頁）。對一些契丹語詞，及時吸收語言文字學界最新釋讀成果，增入《補注》。例如卷七三《耶律曷魯傳》之“阿魯敦”（亦作“阿廬魯朵里”），陳述先生謂其“為契丹語譯音，源于回鶻、突厥語之Altun，其義為金，引申用之為漢語‘貴顯’‘盛名’之意”（2989頁）；卷七二《耶律倍傳》載有東丹王耶律倍浮海奔逃時所作的詩句“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陳述先生采納厲鼎煃先生的釋讀成果，認為“山”應為契丹文“ ”之誤刻，為“可汗”之意（2943頁）；卷一一六《國語解》引岑仲勉《突厥語及其相關外語之漢文譯寫的考定表》與《突厥語及伊、印語之漢文譯寫表》闡釋夷離畢、達剌干、梅里等詞（3686、3710、3711頁）。隨著契丹文研究的不斷推進，陳述先生的有些推論雖然需要修正，但是對當時的《補注》而言，已經站在契丹文研究的最前沿。
《補注》在吸收學界成果時，囿于時代所限，偶有失當之處。例如《管子補注》作者署名為蘆泉劉績，陳述先生根據郭沫若先生的考訂，認為此人為遼代的劉績，遂在卷六二《藝文志》，補入《管子補注》一書（2554-2555頁），復在卷一〇三補《劉績傳》，并著重介紹《管子補注》（3486頁）。不過，經過羅繼祖（《“管子補注”作者劉績的時代問題》，《史學集刊》1956年第二期）、鞏曰國（《〈管子補注〉刊刻年代考辨》，《圖書館雜志》2006年第十二期）、武光雪（《劉績〈管子補注〉研究》，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等先生的考辨，可以確定蘆泉劉績系明弘治三年進士，江夏人，字用熙，號蘆泉。郭沫若先生曾認為清人稱蘆泉為劉績之號乃系臆測，蘆泉應是地名。然而武光雪在劉績好友李東陽（弘治七年進士）的《懷麓堂集》中找到了李氏為劉績所作的《蘆泉銘》，銘曰：“蘆泉者，武昌劉用熙所居。武昌地瀕大江，江岸多蘆，有泉出其旁，浸灌滋長，叢生而條達，其為物可愛，其德可取而比也。用熙葺屋而居之，且因以自名。”結合諸多證據，《管子補注》的作者乃是撰有《淮南子補注》的明人劉績，而非遼代的劉績。誠如陳述先評厲鶚《遼史拾遺》之語，“此則以時、地之限，非可以責厲氏也”，我們亦不能以今日之學術苛求于陳述先生。
《補注》一書顯示出陳述先生深厚的樸學功底，征引資料涉及地上地下、古今中外各個方面，許多內容絕非電子資源所能“發掘”。《補注》即是契丹史事之總集，亦是研究遼史、契丹史的工具書。讀者以《補注》為線索，按圖索驥，可以達到事半功倍之效，對學者快速掌握《遼史》相關史料及當時學界的前沿動態，均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補注》一書，無疑是遼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者必備的案頭之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