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于崇尚簡約的雍正時期，最遲從乾隆十年開始，紫檀成為清代宮廷家具中的主要材料，并逐漸達到頂峰。從材料、造型、工藝等方面來看，鮮明的清代家具范式在此時逐漸形成，清代紫檀家具也越來越興盛。
清初大型漆鑲屏
除紫檀木和花梨木外，其他如黃楊木、雷竹、杉木、薄木等。很少出現，即使使用，也多以配飾的形式鑲嵌紫檀木。
根據清宮檔案的記載，雍正七年三月：
像“造辦處收貯紫檀木俱已用完，現今上交所做活計等件并無應用材料，欲將圓明園工程處檔子房收貯外省解來入宮紫檀木取 十數根備用……”這樣的詞，是伊太子點了才“準行取”的。
通過這個文件，我們可以了解到以下信息：
一是紫檀木材料來源多靠“外省解”入宮保存；
其次，由于進口紫檀木的稀缺性和珍貴性，內廷的使用必須經過伊親王本人的批準。
第三，明末清初，紫檀木家具雖然應用廣泛，但根據雍正宮廷家具的材料特點，當時紫檀木整體家具很少，多見于小型觀賞工藝品、壁龕、屏風架或家具包邊，所以需求量有限，幾十件就夠了。
清肝龍紅木香
到了乾隆年間，紫檀木材料的數量要大得多。根據清代舊檔乾隆四十五年的記載，當月二十八日，組織處曾上書奏折，大意是內廷組織處的木器中制作了大量的紫檀木器皿，最終導致宮中記憶不足。于是請求皇帝批準廣東海關監購六萬斤紫檀木，運往北京：
……查得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內，因庫貯紫檀木不敷應用，曾經奏明交粵海關監督采買紫檀木六萬斤運京，以備應用等。因在案嗣經該監督于乾隆三十九年起至四十三年六次，共陸續解交過紫檀木六萬斤，俱經按次奏明貯庫。
從這份奏折可以發現，清廷的紫檀木材料大部分來自廣東，由廣東海關官員購買，通過海運運到故宮。而且，這種交通工具不僅發生過一次，而且發生在在四年之內分四次共運進京城六萬斤。.
然而，在七年的時間里，宮中存放的紫檀木只有幾塊被使用過。僅從如此龐大的數字就能看出清宮紅木家具的受歡迎程度。
即使不缺紫檀木，但機構辦的制作還是極其謹慎。
乾隆十三年清宮機構辦公室《活計檔》本頁文件講的是“先做樣品，再按時做”
一件紫檀家具將在皇宮里制作。經過反復修改的畫樣呈獻給甘龍后，需要皇帝親自決定并同意去做。之后工匠們才可以根據用料的多少去倉庫領取材料，剩余的木材必須在完工后歸還給庫里和用料所余多少也都有字記錄。。
清宮家具設計樣本
除了內廷的制作，清代對紫檀木家具的需求也使得與紫檀木源頭有過接觸的廣東官員不得不向內廷進貢各種紫檀木貢品，種類齊全，幾乎涵蓋了室內的各種家具，包括書房常用的博溫孤榻、長桌、琴桌、案、書案、香案，還有炕柜、炕桌、嵇康甚至客廳常用的那些。
例如，乾隆三十三年，時任兩廣總督兼李侍堯海關關長的德奎贈送了以下紅木家具：
有檀木木雕古文榻，有檀木木雕花卉人物炕屏。
兩對長紫檀案，一對紫檀長條桌，一對紫檀琴桌，兩對紫檀香。
一對鑲嵌花梨木木雕的花炕柜，八把鑲嵌花梨木的名貴椅子。
兩對紫檀嵌炕桌，幾對紫檀嵌炕桌，一對紫檀嵌楠木書立。
同年12月21日，由廣東海關監管的德奎向朝廷進獻了一批貢品。在這些貢品中，紅木家具仍然是莫
屏一對紫檀大小條案二對，紫檀琴桌一對，紫檀寶椅八張
紫檀方機八張，紫檀鑲影木半圓桌一張，紫檀鑲楠木書格一對
僅這一年，光廣東地區重要的官員向朝廷所進貢的各類紫檀類家具就多達六十三件之多。
紫檀雕西洋花紋扶手椅
紫檀：它從海上來
乾隆時期紫檀家具的興盛與粵海關密切相關，每年大量紫檀料的輸送促成了有清一朝家具范式的最終形成。
然而，粵海關為何會有如此大量的紫檀木料供給入京？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與英國東印度公司有關。
根據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記錄，自1639年開始， 英國東印度公司已經在印度孟加拉灣的馬德拉斯建立貿易站，且將這個站點定為往返歐亞航線中的必經之處。
每年秋季貿易季來 臨之時，東印度公司的商船由英國本地啟航，途經馬達拉斯采購大批的貨物前往中國進行“以物易物”的貿易往來。
在釆購的貨物中，就包括大量的香料、棉花、象牙、紫檀等受中國人歡迎易于交換的物品，其中尤以各類硬木數量居多；其用途除了用于交易之外，因硬木的木材密度遠超出普通木料，所產生的份量使其具有優良的耐水性能，經常被作為遠洋航行中放置于船底的壓艙之物。
東印度公司在去往中國時運輸大量硬木用以壓艙，返航時則將其易為幾乎同樣重量的瓷器，放置于遠洋貨輪的底倉。
在東印度公司1771年的貿易記錄中，曾記錄了當年秋季公司在中國的貿易狀況：
包括1770年迷失航路的四艘商船在內，本季度有二十艘商船裝貨運回倫敦，比過去一年都多。其中一艘從倫敦直接駛來，一艘從孟買，十五艘從倫敦經馬德拉斯，三艘經孟谷蓮駛來。
這段文字清晰地顯示出馬德拉斯據點對于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重要性，從中或可窺見乾隆時期，清宮家具制造中數量巨大的紫檀之源頭。
紫檀：盛況終難覓
為什么清晚期宮內紫檀家具日益稀少？導致這個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則，清宮中的紫檀家具經過幾十上百年的積累之后，隨著內廷造辦處自制的家具、廣東地區進貢家具數量與品種的不斷增加，以及前文中提到的粵海關解運進京的十二萬斤紫檀，在造辦處制作下，宮中各處的家具已經基本齊備之緣故。
紫檀本身優越的木性經得起長久使用，因而在之后的嘉慶、道光兩朝中，宮內造辦處木作的活計逐漸減少，而僅僅以修繕家具之類的活計居多。
因此，至嘉慶二十五年時，新頒布的圣諭要求廣東粵海關官員照例每年進貢的物品并沒有紫檀家具類貢品，應也與此有關。
二則清宮的索求讓紫檀料子愈發難覓，而這對于粵海關的官員來說是一道難題。至于官員管轄之下的十三行行商們，境遇更是艱難。
從清中期開始，作為全國唯一對外貿易口岸的廣州，其當地官員如粵海關總督、兩廣總督、廣東巡撫等大員，每年逢重要節日均需向宮中進貢大量貢品，而這些貢品最終也大都由十三行行商們共同出資購辦。
而且粵海關監督即使向行商們采辦紫檀、花梨、烏木、羽紗、花氈、洋金銀線這樣的官貨，給出的定價也都是“官價”，比正常的市場價格要低得多。
我們可以想象行商們所承受的盤剝之苦及生存之艱辛，不少洋行因此難以為繼而瀕臨破產，紫檀的向上供應更難保證。
而這種境況宮內的皇帝也有所耳聞，在乾隆五十五年時還頒布過圣諭對其進行安撫，明令廣東巡撫、粵海關等官員，停止每年向宮中進貢鐘表與洋貨等物件，并且嚴禁地方官員再向洋商商人墊買物件。該圣諭的發布或許可以解釋乾隆末年時廣東貢品中，以進口紫檀料為主要用材的家具驟然減少的原因。
但是到了嘉慶二十五年，總管內務府既奏準各省要員“所有方物，仍照舊例呈進”，雖然還有精品進貢，但盛況遠不如乾隆朝了。
三則與皇帝個人的喜好變化相關。畢竟歷史上任何一種宮廷家具風格的消長與變化，都在一定程度上與皇帝的個人品味存在著或多或少的關聯。
參考文獻：
葛芳《清中期宮廷紫檀家具興衰之探析》，《美術學報》2018年6月刊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 （卷 一三），人民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