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水坡遺址出土的鱷龍圖案。
巨型魚龍圖案。左圖：甘肅西平出土的小口高領平底瓶瓶腹花紋。右圖：商代青銅虎食人龍紋。
蛇龍豬龍紋。從上到下分別為：蕭山遺址、姜寨遺址、牛河梁遺址、凌家灘遺址、羅家百靈遺址出土。
地緣與風物：仰韶時代與龍文化起源
中國的龍文化歷史悠久。在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文化中，距今7000 ~ 5500年的仰韶文化已經開始出現原始的龍紋，如魚龍、蛇龍、豬龍、鱷龍等。這些早期龍形文物的出現與自然崇拜密切相關。
這一階段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原始宗教盛行，提供了“萬物有靈”的文化土壤。一些與早期文明生活密切相關或具有威懾力的動植物成為自然崇拜的對象。根據現有考古資料，仰韶時代存在四個不同的文化體系：東北趙堡溝-紅山文化體系、太行山以西-嵩山仰韶文化體系、太行山以東-嵩山后崗文化體系和長江中游大溪文化體系。不同的文化體系孕育出不同的生活習慣和精神信仰，進而形成四大各具體系的原始宗教區域：東北崇蛇崇豬，太行山以西崇魚崇鳥，太行山以東崇虎崇鱷；長江中游的鱷魚。這些動植物在祖先崇拜和敬畏的文化過濾下逐漸被神化，經過不斷的加工、融合和創新，形成了不同地區各具特色的原始龍形象。總之，仰韶文化不同區域的魚龍、蛇龍、鱷龍，都是現實生活中魚、蛇、鱷魚等自然意象神化的產物。
遼河流域的蛇龍與豬龍
遼河流域是中國玉文化最早的發源地之一。各種玉質動物形神兼備，尤其是玉豬龍，其原型是蛇和豬的復合體。它的拱形鼻子與有鬃毛的豬相似，但身體卷曲，沒有腳，與豬有很大區別，與蛇相似。這種造型融合在彩陶上更為明顯。在小山遺址中發現了一尊趙寶溝文化的雕像，在豬、蛇、鹿和鳥的頭部周圍有腹部圖案。其中，豬嘴緊閉，獠牙外露，眼睛微閉，脖子以下纏繞著黑白相間的蛇身。有學者形象地稱之為“豬首蛇身”。劈開的蛇形其實是一個神化蛇的過程；選擇用豬頭神化蛇，源于祖先對豬的偏愛和崇拜。興隆洼文化和趙堡溝文化發現了許多祭祀豬的跡象，可以作為神化豬龍的考古證據。這種豬蛇形象崇拜在紅山文化中達到了頂峰。
關中、隴東地區的魚龍與豬龍
新石器時代中期，源于渭河流域的半坡型仰韶文化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后來興起于關中、河南、山西地區的廟底溝文化也大放異彩，兩者都孕育了大量精美細膩的彩陶。長期以來，學術界大多認為廟底溝文化彩陶的主要紋樣是鳥紋和花瓣紋。近年來，王、張鵬川等學者通過對廟底溝彩陶紋樣的系統分析，提出了“大魚紋”的文化概念。廟底溝文化中廣泛流行的葉紋、花瓣紋、菱形紋、圓盤紋、點圓紋，多以魚紋進行簡化、拆解、重組，形成“大魚紋”的符號系統，最后完全圖案化。這種半坡和廟底溝仰韶文化中的魚紋體系逐漸融合到龍紋體系中。第一，魚紋中有一些龍的特征。如水鳥啄寶雞北首遺址出土的魚形蒜壺，魚頭方形，耳直立，最初有龍首形象；二是受西遼河流域興隆洼-趙堡溝-紅山文化的蛇(豬)龍影響。如陜西臨潼姜寨發現的史家型彩陶龍，正面為豬臉，嘴巴卷曲，鼻子圓，額頭有許多皺紋。第三，甘肅武山西平出土的一件小口高領平底瓶，瓶腹繪有娃娃魚紋。其特征與商代晚期虎食人三十青銅器的龍紋接近，有一定的繼承關系，表明蠑螈也是龍的一個來源。
河南地區的鱷龍
在太行山以東的考古文化中，后崗一期文化西水坡遺址發現了距今6400年左右的三組蚌殼制人物，每組都有龍的形象。
水坡M45為土坑墓，東、西、北三面各有一個小龕。在墓室的東西兩側，蚌殼被小心翼翼地用來鋪一個翼龍虎的圖案。龍頭朝北，背朝西，頭直立，核長，尾卷曲，爪高，整體形象與鱷魚十分接近。在M45的北面，有一只龍虎，背上有一只鹿。南面有龍形圖案的蚌殼，頭朝東，背上騎著一個人。這些蚌殼應該是M45祭祀活動的遺跡。貽貝雕刻的鱷龍是在西部斜坡的M45地點發現的，或者它與雷龍附近這一地區的“雷蛇”有關。《山海經海內東經》記錄：“雷蛇里有雷神，有龍身有頭。鼓腹在吳Xi。”《五帝本紀正義》引用《山海經》的話，“雷神”鼓起肚皮，意為“雷霆”。可以看到雷蛇做了一個龍的造型，正如王沖《論衡龍虛篇》“雷龍同類”所說。上面的傳說中，雷蛇的雷龍是有頭的，肚子是鼓，雷是作品；結合鱷龍的蚌類雕塑，可以看出文學中的龍澤很可能是一個鱷魚塘。事實上，鱷魚已經在早期文明中留下了文化印記。文獻記載，夏朝龍族飼養鱷魚，陜西陶寺遺址出土的鱷魚皮巨鼓，很可能就是傳說中的雷澤神肚的演示。
仰韶文化的后后類型之后，太行山東麓的鱷龍繼續向西發展。河南中部
仰韶文化“閻村類型”的汝州洪山廟遺址就發現了多件與之相關的彩繪甕棺，其中第128號甕棺上的彩繪鱷龍紋，頭作扁圓形，身為橢圓形，由四條短弧線組合而成，細尾較長，四肢曲伏于壁，四爪分開。◆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鱷龍
仰韶文化階段，長江流域也出現了鱷、蛇一體的龍紋。巢湖流域凌家灘文化中出土的玉龍，頭部雕出鱷魚的須、嘴、鼻眼，龍身與紅山文化玉豬龍相類，應是鱷魚與豬龍的融合。距今約6000年左右的長江中游湖北黃梅焦墩大溪文化遺址也發現了河卵石擺塑的鱷龍，龍身長4.46米，頭西尾東，頭生一角，張口吐舌，昂首爬行。
仰韶文化階段不同區域的考古學文化體現出相互融合的特點。一方面，各地涌現出地緣特征明顯的紋飾圖案，如關中仰韶時期的魚紋、鳥紋，河南中部的太陽紋、幾何紋，長江中游的水波紋、幾何紋。另一方面，以龍紋為代表，仰韶文化區出現了明顯的文化認同與交互融合現象，如長江中下游凌家灘玉龍紋與紅山文化玉豬龍有頗多相似，豬、蛇、鱷魚和諧共存的特征也可與中原地區蚌塑龍紋互文；姜寨豬龍與趙寶溝文化豬龍也存在內在聯系。由是觀之，仰韶時代龍的形象在東方和北方已形成相互交融的文化圈，或與當時巫師階層間的頻繁交流相關。在這一自然崇拜的文化動因下，龍的觀念與形象突破文化區際，形成了文化認同。
格制與權力：龍山時代與龍文化的融合
距今5000～4000年前的龍山時代是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的關鍵階段。這一時期，各地考古學文化爭奇斗艷，古國、青銅、文字等文明因素不斷涌現，文明化進程大大加快，文化間的交流更加頻繁、劇烈。地緣化的魚紋、鳥紋等開始減少，南北各地自成一格的各地龍紋形態則開始趨同，統一表現為鱷魚與蛇紋的融合體。這一新的格制化龍紋形象，經過先民不斷匯融、取舍、創新和改造，體現出更為神靈化的特征，更加接近神龍的形象。
◆北方地區的龍紋
石峁遺址位于陜西省神木縣高家堡鎮禿尾河與洞川溝交匯處的梁峁之上，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300-1800年之間。城內出土大量石雕，其中皇城臺大臺基南護墻下層出土的8號石雕，長約120厘米，高約15厘米，左右用減地浮雕技法刻畫出兩個對稱的龍形紋圖案。雙龍相背，龍首向外，面部形象為倒尖額、梭形縱目、長條形鼻翼；龍身兩處曲折，從頭部先向上，至中部向下圓曲，再至尾部又向上圓曲，上飾有曲線紋。尾部豎直上翹，呈錐狀。
◆中原地區的龍紋
晉南龍山文化龍紋遺存以陶寺遺址為代表。陶寺文化是龍山時代發展水平最高的考古學文化，創造了規模宏大的城址、高等級的墓葬及豐富的禮器，如彩繪陶器、石磬、鼉鼓等；建筑了世界上最早的觀象臺；并初步掌握了銅器鍛造技術。此外，龍紋的逐步成熟化與格制化也是陶寺文化的重要特點。陶寺遺址龍山文化墓地出土的多件彩繪陶盤上，均描繪出同一形態的龍紋：龍首形如鱷魚，頭有角狀飾物，身軀細長似蛇，有魚鱗；長嘴利齒，張嘴吐芯，身體盤曲呈環狀。陶盤彩陶龍紋的形象，綜合了鱷魚、魚、蛇等三種動物的特征，應為仰韶時代鱷龍、魚龍、蛇龍交互融通的產物。
河南龍山文化末期，龍紋遺存以新密新寨遺址為代表。新寨遺址出土陶器蓋殘片上的龍紋，以陰線刻出龍首紋樣，面額近圓角方形，蒜頭鼻，兩組平行線將長條形鼻梁分刻為三部分，梭形縱目，彎月眉，兩腮外似有鬢。其龍首特征與石峁一致，體現出前后繼承關系。
◆南方地區的龍紋
龍山時期南方地區最發達的考古學文化遺存中均發現了龍紋，如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與長江下游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
環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龍形圖案玉器、玉龍首，以及浙江海鹽龍潭港龍紋寬把陶杯中，匠人們通過塑繪蛇紋與鳥紋相間纏繞的模式，創造出獨具特色的龍紋。
湖北石家河文化天門石家河羅家柏嶺遺址出土有龍形玉環。龍身軀卷曲，首尾相接，圓弧頭，吻部突出，以穿代眼，軀體上有前后對稱的小爪。湖南澧縣孫家崗墓葬遺址出土了透雕龍形王佩。龍體盤曲，頭頂作高聳華麗的角狀裝飾，小圓眼，雙足盤曲于腹下。龍形明顯可見鱷魚的嘴和鼻眼特征，身體環形如蛇。
綜上，龍山時代的龍紋已擺脫仰韶時代單一動物形象的特征，以蛇與鱷為主體，吸收虎、魚等種動物的特征，成為匯集多種形象的趨同神格化形象。此外，遺存性質提供的信息展示出這一時期龍紋應是權力和王者標志，陶寺的龍紋盤、凌家灘玉鉞、龍形玉器都出自大型王墓之中。龍作為王權的象征，早在中央集權王國形成之前的方國時期已經出現，龍形象的不斷成熟與格制化，造型日趨定型、完善，可視為中華文明不斷發展的側影。
協和與融通：龍文化的統一與認同
夏商時期龍進一步成為國家形成的標志。大約在公元前21世紀，盤踞于中原的夏后氏雄霸而起，開啟了全新的國家政權。夏人是一個開放、包容的族群，在文化基因上，不僅認為龍是自己的神祖，而且認為龍與自身族群的存亡聯系緊密。《歸藏啟筮》云：“鯀（禹之父）死……化為黃龍。”《山海經·大荒西經》：“有人珥兩龍，乘兩龍，名曰夏后開（啟）。開（啟）上三嬪于天。”夏人不僅尊龍、養龍，而且專設養龍的官職。
二里頭文化發現了大量的龍紋，可分為陶塑、雕刻、綠松石粘嵌三大類。2002年二里頭遺址宮殿區墓葬（編號02VM3）遺址發現了一件用2000余片各種形狀的綠松石片組合而成的龍形器，由龍頭和龍身二部分組成。龍頭為方形，臣形雙目；眼為圓餅形白玉，鼻以蒜頭形綠松石粘嵌，鼻梁和額面中脊用青、白相間的玉柱排列成縱長條形。龍頭之外又見用綠松石片表現的卷曲弧線。龍身卷曲，呈波狀起伏，象征鱗紋的菱形綠松石片分布全身。就形體特征而言，二里頭文化的龍紋繼承了龍山及新寨文化時代以鱷和蛇為主體的余續，其文化來源應是新寨文化，而新寨文化龍紋又是承續陶寺文化龍紋并創新發展的產物。與龍山時代的龍紋相比，二里頭文化的龍紋更加抽象化、圖案化，且拼合了更豐富的動物特征，如鱷魚、虎、魚等，已經是典型的成熟龍紋了。
繼夏代之后，商代人對龍的信仰抱有更大的熱忱，鑄形以象物，在祭祀坑及墓葬中埋藏數量驚人的青銅器。匠人們夜以繼日，鏗鏘捶打著件件祭器，以滿足商代人的宗教熱情。與前代相比，商代的物質與精神文明都有了長足發展。商代人的宗教虔誠與文化自信推動著藝術創作在形式和內容上形成突破與創新。這一時期的龍紋在繼承蛇龍、鱷龍等原始龍紋的基礎之上，又具有了鳥、象、鹿、馬等動物的特點，形象上更為怪異神秘、絢爛瑰麗。商代龍紋是青銅器裝飾圖案中最優秀的作品之一，代表了時代鑄銅工藝的最高水平。它涵容化用“百物”特點，奠立了后世龍形象的基本特征，體現了中華文明協和萬邦、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隨著華夏民族和中國概念的確立，龍的形象更趨成熟化與格套化，最終成為中國的象征和代表。
綜上所述，考古學視野下中華龍的起源與演變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仰韶時代以單一動物為原形的龍紋；龍山時代以鱷魚、蛇紋為主體兼取一兩種動物特征的龍紋；夏商時期以鱷、蛇為主體，兼容魚、虎、鹿、鳥等多種動物特征的龍紋。龍紋從孕育到濫觴，經過仰韶和龍山時代的發展傳承，夏商時期的協和融通，最終風馳雷動、孕育成形，奠立起后世龍的基本格制。中華龍的形象，是擷取拼合多種動物交融的神物，其形成與演變過程正是中華文明不斷發展的真實寫照：從仰韶時代以中原為主星，帶動周邊滿天星斗；到龍山時代的逐漸融合，最終形成夏商時期多元一體的格局。經歷數千年的創造、演進、融合與涵育，龍最終升華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標志、信仰載體和情感紐帶。
（作者：袁廣闊，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河南焦作府城遺址考古發掘資料整理與綜合研究”首席專家、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