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賺六七十萬元，揭秘職業打假人如何打假

“職業打假”這一誕生近三十年的行當，至今仍爭議不止。對“知假買假”的行為是否應當支持，其對于凈化市場的貢獻到底有幾何，在對職業打假人的支持與規范、甚至限制之間，如何權衡利弊，平衡各方利益？在司法和執法層面，這些問題都有待更明確的度量。

一個普通的職業打假人，是如何打假的？隨著越來越多不支持懲罰性賠償的判例出現，以及市場監管對“不以生活消費為目的的投訴不予受理”規定的出臺，職業打假人靠什么生存？他們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輿論形象？凈化市場是否還需要職業打假人？記者深入備受爭議的職業打假人群體，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所為，力圖呈現“職業打假人”及其當下的復雜生態。

打假高手：“手一摸就知道什么材質”

5月2日，長沙是個晴天，初夏艷陽高照，卻也并不熱辣。對于黃平國、胡萬昌這對打假搭檔來說，適宜的天氣，也是他們出門“尋貨”的黃金時間。

一大早，黃平國剛起床，胡萬昌已經為他買好早餐，在他家樓下等他了。這兩個男人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買買買”。只不過，他們瞄準的是市場上可能出現的假貨。多年的“職業打假”經歷，哪里可能有假貨、哪些可能是假貨，黃平國“門兒清”。

48歲的黃平國精神抖擻地出現了，就著后移的發際線，他理了個時尚的飛機頭，身上噴著愛馬仕大地香水——這是他的打假“戰利品”。曾經，他在全國幾大保稅店、各大城市的化妝品店，豪購了個遍，爆款產品如sk-II的神仙水、TF的口紅、海藍之謎的眼霜等全買齊了。這里面有一些是徹頭徹尾的假貨，但價格和官方專柜一樣貴，也有些是沒有進口手續的走私貨，“貨是真的，不影響使用”。

“你看這根吸管，真貨一定是筆直的，還有這個噴嘴，真貨它和瓶口是齊平的，假貨就做不到，摸起來是凸起的。是假三分丑。”黃平國順手拿起一瓶香水，向記者介紹。

黃平國正在“聞香識貨”。澎湃新聞記者 譚君 圖

“不是吹牛，很多工商執法的都不如我們識（假）貨。”黃平國說，“真假茅臺，我只看包裝，就基本判斷得出；衣服料子，我手一摸就知道什么材質。”隨后，他拿出一瓶茅臺，“假茅臺最開始很容易辨別，比如瓶口的紅絲帶，真茅臺是人工綁的，上面的數字在特定位置，造假者根本注意不到這細節。后來造假發展成‘摘帽’，包裝是真的，酒是假的。現在更多是瓶身穿孔滴灌，但我拿根銀針就可以試出來。”

黃平國在打假領域“摸爬滾打”已經二十個幾年頭了，他相信，沒有時間和經驗積累，打假這個本事別人也學不來。作為與知名打假人王海同時代的人，他從初級市場的產品打起，最開始打的是冒充食用鹽的工業鹽，后來，又自學法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合同法》《產品質量法》《食品安全法》《價格法》等，甚至某些食品過去和最新的國家標準、某些藥品在國家藥典中的規定，都爛熟于心。

2008年酒的進貨渠道有哪些，黃平國向監管部門舉報酸奶中隨意添加蘆薈違法，后來原衛生部等6部委發布對蘆薈凝膠食品的標識規定。2013年，他曝光南山奶粉維生素K1超標逾900倍，這些均被媒體報道。

但他更多的日常，是跟著四時節令去打假。如三月菊花上市，上等品和次等價格相差一倍，是不是有“以次充好”；八月當歸成熟，買一批回來送檢，是不是有農藥殘余超標；九月大棗下樹，看看市面上那些棗子水分含量是不是超標（過多水分易產生黃曲霉素）。

黃平國在鑒別茅臺酒。

黃平國經歷了職業打假的“黃金六年”，那時期，他一方面配合行政機關打假，比如在云南，和當地執法機關一起查制假窩點，“一卡車一卡車拉走假酒”。另一方面，買假索賠也賺了不少，“最多的一年，有六七十萬元”。

2018年，黃平國宣布退出“江湖”，沉寂了幾年，加上一些變故，他的財務狀況變得不好，畢竟，打假也是要花成本的，“要花錢買東西，要賺錢，就要買貴的東西。”

“實質性打假”：投入大量成本“買假”，也會檢出一堆真的

對于一些職業打假人來說，打假這個事，既是維權，也是生意。正如黃平國所言，打假需要投入，也面臨成本與收益的雙重考驗。

胡萬昌在長沙市中心某小區內設有一處存放假貨的“倉庫”。這是一個10平方左右的雜物間，里面堆滿了各種酒、食品、衣服等花費數十萬元的貨物。黃平國笑他，“一天不買東西就不舒服”。

胡萬昌的“假貨倉庫”一角。澎湃新聞記者 譚君 圖

“有些標簽上寫著100%羊毛，實際一根羊毛都沒有。”走進倉庫，胡萬昌從塑料袋里隨手抽出一件吊牌價為2000多元的女裝。接著，他又從旁邊厚厚的一沓檢測報告中，抽出幾份翻閱。其中有一份標稱100%羊毛，檢測結果為16.6%羊毛。

“我是實質性打假”，胡萬昌強調，他打的并非產品標簽瑕疵或者是低價食品過期問題，除了花錢買東西，他還得花錢做檢測。以服裝為例，做一次檢測需花500元，而做某些食品檢測，一次要上千元。

幾年前，胡萬昌在長沙高端商場買過阿瑪尼、LV等知名品牌進行檢測，結果還真查出問題，“根本不用去法院，工商一調解，商家就主動賠償了。”

但后來，服裝箱包等非食品領域的“知假買假”不太被支持了。2017年5月，最高法在答復人大代表時稱“考慮在除購買食品、藥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再加上，這幾年，市場監管部門基于“牟利性”的認定，而基本不受理職業打假人投訴。因此，黃平國對胡萬昌那批衣服的索賠不太看好。

不過，胡萬昌說，前段長沙消費者羅女士在國金中心LV專柜買到假包獲法院判三倍賠償的新聞，對他的打假索賠起到了一點作用，“有個高檔商場的商家主動聯系我賠償了。”

“其實，我們是‘疑假買假’，而不是‘知假買假’。我們買的東西都拿去做檢驗，經檢驗合格的報告酒的進貨渠道有哪些，也是一堆一堆的，因為我們不是神仙。”胡萬昌說。

他的“倉庫”里，除了衣服、食品，最多的是酒，茅臺、五糧液、瀘州老窖等等。有一次胡萬昌買了一批茅臺，價值數萬元，結果都是真的，被黃平國打趣了很久。

不過胡萬昌對記者說，買假酒不是那么難。“有一次我在（長沙）梅溪湖一個酒店里，躺在床上沒事干，打開微信‘附近的人’就搜到一個朋友圈賣煙酒的。我問她五糧液什么價，她說950塊。我馬上買了三箱。因為這個酒拿貨價都要980塊，她的肯定是假的。后來鑒定果然是的了。”

實質性打假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常駐寧波的打假人朱某介紹，他之前瞄準某款大品牌的面膜打假，花了一萬多元做了全套糖皮質激素檢測，結果沒檢出問題，“這個錢只能自己出了。”所以，“如果打假沒錢賺，就打不下去。那些倡導公益打假、不為賺錢的專家，讓他們打上半年，就可以傾家蕩產了。”朱某說。

職業打假人并不回避“公司化”、“規模化”運營。行業金字塔頂端的王海，名下經營著北京和深圳的兩家職業打假公司，團隊二三十人，以律師為主，通過為企業和消費者索賠獲得千萬元級的營收。去年，他將辛巴直播帶貨的假燕窩“打掉”。

王海告訴記者，為了打美團的壟斷，他們還在美團投資開了六家外賣店，“現在還能搜到2個”。為了打食品中的違法添加，他們買了上千萬元的檢測設備，建了實驗室。

“我們投資的外賣項目還遇到過‘假打’，中關村店五六個寸頭小伙，吃白食的投訴吃出26厘米長的頭發。”王海說。